近日，东亚银行（中国）披露了该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包括前海微众银行、蚂蚁智信、支付宝等机构。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7月以来，富邦华一银行、韩亚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国）、友利银行（中国）等多家外资银行公布了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合作机构类型包括民营银行、消金公司、互联网平台、融资担保公司等，合作范围主要涉及贷款获客与营销，运营服务，线上、线下催收等业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外资银行与助贷平台联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即将正式施行，外资银行加速推进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合规性调整；二是外资银行在开展贷款业务时，面临场景嵌入不足、客户基础薄弱、运营经验匮乏、数据积累有限等短板，与助贷机构合作是外资银行深化贷款业务本土化布局的有力举措，有利于拓展中国市场，特别是为消费信贷业务寻求新的增长点。
多领域实现合作
记者梳理发现，东亚银行（中国）、韩亚银行（中国）、富邦华一银行、开泰银行（中国）等多家外资银行公布了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其中，富邦华一银行披露的合作机构较多，共计52家。外资银行与助贷公司的合作范围主要涉及贷款获客与营销，运营服务，线上、线下催收等业务。
多家民营银行出现在外资机构的合作名单中。例如，百信银行是开泰银行（中国）的合作机构之一；新网银行、网商银行出现在富邦华一银行的合作名单中；前海微众银行与富邦华一银行、东亚银行（中国）、开泰银行（中国）等外资银行均有合作。
持牌的消金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也是外资银行的重要合作伙伴。例如，马上消金、海尔消金、度小满小额贷款、蚂蚁消金等均在多家外资银行的合作名单中。
大型互联网平台，例如支付宝、银联数据、唯品会、哈啰普惠科技等均与多家外资银行展开合作。同时，深圳智领星辰科技、云瀚信息科技等助贷机构也是外资银行合作的常客，这些公司背靠字节跳动、京东等头部互联网平台。
此外，融资担保公司等增信服务机构在外资银行的合作名单中也占据了较多席位。例如，在富邦华一银行披露的52家合作机构中，融资担保公司有27家；开泰银行（中国）的14家合作机构中有5家为融资担保公司。
“外资银行引入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合作机构，可通过风险共担机制降低信用风险。”某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产品类型看，外资银行参与的互联网贷款产品多为个人信用消费贷产品。例如，友利银行（中国）公布与云瀚信息科技合作的产品为京东金条。
合作动力来自何处
记者了解到，外资银行近期密集发布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与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助贷新规有关。
金融监管总局今年4月发布的助贷新规提出，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借助外部互联网平台发放贷款的互联网助贷业务快速发展，在提升贷款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暴露出总行管理不到位、权责收益不匹配、定价机制不合理、业务发展不审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完善等问题。
助贷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应当坚持总行集中管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的原则；应当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管理，审慎制定准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审批。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外资银行披露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旨在响应助贷新规等文件精神，一方面能够通过透明的信息披露提升同业合作质量，另一方面能够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从源头规避不在名单当中的助贷机构仿冒持牌机构作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举动。
上述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外资银行公布互联网贷款合作名单，除了作出合规性表态外，还可解决其本土业务短板的问题。外资银行在华发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时，面临本土场景缺失、运营经验不足、数据积累有限等困境。通过与头部互联网平台、民营银行、消金公司等机构合作，可获取较大的流量入口，补齐自身短板。”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外资银行布局互联网贷款业务，主要是为了拓展中国市场特别是消费信贷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部分外资银行通过联手内地助贷平台，弥补自身在客户基础、渠道网点、数据积累、场景嵌入等方面的不足，快速切入潜力较大的消费信贷市场，这是外资银行深化中国市场本土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挑战与风险犹存
业内人士认为，外资银行与助贷机构合作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董希淼告诉记者：“在助贷新规之下，如何确保外部合作机构的合规风控能力，是当前外资银行面临的核心挑战。此外，在头部效应集中的市场格局中，如何构建自身独特的竞争力并平衡好与传统优势业务的关系，是外资银行必须面对的课题。”
“外资银行需警惕合作助贷机构的合规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外溢。部分外资银行由于缺乏本土数据，而高度依赖合作方的风控模型，在风控上缺乏主动管理能力。此外，在助贷新规下，助贷公司的高息业务被限制，叠加外资银行合规成本加大，比如外资银行需投入更多资源按照监管部门要求评估助贷公司的合作资质，保持合作名单动态更新，因此合作模式盈利的可持续性仍待观察。外资银行需在运营本土化、风控自主化等方面加快布局，力求实现突破。”上述头部消金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说。
董希淼建议，在拓展中国内地信贷市场时，外资银行应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外部合作，并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约束，提高业务合规性和稳健性；一手抓内部建设，建设并完成自身的互联网渠道，提高互联网贷款的自营能力。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与助贷机构开展合作时，外资银行应当严格对标助贷新规等监管文件精神，明确互联网助贷业务主责部门，制定稳健合理的业务发展规划，建立科学审慎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对银行整体助贷业务加强管理，并针对不同平台、不同产品的规模、增速、集中度、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形成率、代偿赔付率等指标实施严格管理；同时，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管理，审慎制定准入标准，对合作机构的业务质量、营销手段、客诉率等重点指标实施有效尽职调查，应当与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签订要素完整、分工清晰、权责对等、公平合理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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